曾一度壮大，马来西亚的马共武装斗争更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无疑加剧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排斥，更不要说还有菲律宾、泰国等天然对中国心存戒备的美国盟友。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高层开始有意无意地针对华人群体，限制华人权利、打压华文教育一度成为此时的主旋律，而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尤其是在越南结束抗美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转而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于1979年开启了长达十年的中越边境冲突。

　　直到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不断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才逐渐回暖，这种紧张态势也就此缓解。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仅与东盟10国中的泰国、缅甸、菲律宾三国建交，直到东欧剧变，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也先后与中国建立了联系。

　　苏联解体后，中国首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东盟外长会议，双方建立起对话关系，经贸合作也实现了“政热经热”的延续升温。

　　虽然1991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只有79.59亿美元，但这确实标志着双方全面接触的大门就此敞开。

　　此后短短的五年间，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就一举突破了200亿美元，年均增速直达20%，1996年，中国更是升格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

　　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出，有着深厚历史联系的中国与东南亚诸国，若非在美苏冷战背景下，双方的关系完全可能不会发展到对抗局面的。

　　随着泰铢在面对外汇储备枯竭与持续资本外流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了固定汇率，实行大规模贬值，连锁效应立刻波及到了整个东盟乃至于中日韩等国的货币和股市。

　　由于东南亚国家热衷于吸引大量短期的热钱，过早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开放了资本账户，这便吸引了投机资本纷纷下场“做空收割”。

　　可即便已经面临这种困境，美国也没忘了“再捅一刀”，随着美联储的连续加息，东南亚国家的融资成本也跟着债务曲线一起飙升，企业债务违约问题频发。

　　在多重打击之下，这场金融危机很快就演变成全面的经济衰退，多国经济就此陷入崩溃，政府财政也濒临瘫痪，紧随而来的，便是政治危机的接连爆发。

　　泰国总理差瓦立被迫下台，长期掌权的印尼总统苏哈托也丢掉了政权，随之而来的是，失业率的飙升与通货膨胀的加剧，民众生活由此愈加困苦，社会矛盾也在迅速加剧。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率先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来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冲击东盟经济，一举稳定住了区域金融秩序，而中国的这种格局与担当，也彻底赢得了东盟诸国的信任。

　　于是在金融危机结束后，中国首次与东盟建立起了“10+1（东盟10国+中国）”领导人会晤机制与“10+3（东盟10国+中日韩）”金融合作机制，助推多边化发展。

　　特别是2002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确立了2010年建成自贸区的目标，为双方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打下了基础。

　　第二年的“两廊一圈”建设，更是打造出了中越经济走廊、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以及环北部湾经济圈三大重要经济体，一度形成陆海联运的立体通道。

　　在这样的深度合作中，即便2008年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双方也凭借经济上密切的联系协力度过了难关。

　　可以说，在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提出之际，就已经将东盟国家视为了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从早期试探逐步走向成熟，此后，双方更是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优化合作机制，推动了一条可持续、全方位、深层次的互利共赢之路。

　　这其中自然有着东南亚地处南海要冲，关系中国能源通道安全的战略考量，同时，也是对抗美国影响、推动国际多极化格局的关键一步。

　　在这个基础之上，双方共同打造出了以“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核心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作为多领域交流的重要平台。

　　同时，通过举办港口合作论坛、铁路技术展览，双方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实现了互联互通，再配合文化旅游与教育项目等民间交流，博览会甚至从展会平台演变为区域整合的重要支点。

　　在商品贸易方面，中国与东盟构建出了“一主多专”的展览格局，围绕贸易状态延伸出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一系列配套服务，使整体交易效率大为提升。

　　投资合作上，更是有着中国与马来西亚合建的“两国双园”，为中国“走出去”与东盟“引进来”的双重战略落地提供了优秀范本。

　　从法律政策到通关机制的打通，形成了“共识-规划-建设”三位一体的服务链，大大压缩了贸易与投资的制度性成本，增强了合作的制度黏性。

　　2015年，中国与东盟完成自贸协定升级，2020年，双方更是实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核准，释放出更大范围的红利。

　　在这14年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9753亿美元，是2002年的37倍，双方更是达成了连续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创造性“成就”。

　　截至2020年，中国与东盟的累计双向投资突破3000亿美元，涵盖制造业、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多个新兴领域。

　　而随着商品结构的升级，机电产品一举跃升双边贸易的主力，占比超过60%，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从“互补型”走向“共链型”的质变。

　　尽管合作取得重大成果，但中国与东盟也仍面临着一些挑战，数字贸易规则尚未完全对接，半导体产业链协同也亟待突破。

　　为应对新形势，2023年中方牵头启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高附加值领域，旨在构建更高标准、更加均衡、更具可持续性的合作体系。

　　未来，双方还将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探索“中国+发达国家+东盟”的三方协作模式，在技术、市场、资金等方面形成更紧密的全球性互补，去探索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地缘政治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之所以能历经波折却愈发牢固，核心在于一以贯之地推进“互利共赢”的合作战略。

　　从早年的不信任，到如今的经济高度融合、民心深入交流，中国凭借合作创新、战略定力和文化共鸣，成功将曾经的东盟，变成了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中国与东盟的未来，不仅属于今天的互利共赢，更属于一个更加紧密、更加开放、更加富有韧性的亚洲新秩序。

　　这不仅是外交策略的胜利，更是区域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未来的中国与东盟，必将走得更稳、更远……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效应与中国的引资策略研究：基于交易费用、合作博弈、文化的视角》[M]刘卉

　　[5]《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M][加]阿查亚(Acharya,A.) 著；王正毅、冯怀信 译